作为IVD研发人员,我曾长期困惑于一个现象:为何同一个指标,在线性范围和参考区间高度一致的情况下,市场上却充斥着ELISA、荧光层析、免疫比浊、化学发光等一连串冗余的方法学?
直到今天,真相才在政策的强光下无所遁形。
方法学的繁荣,本质上是收费维度的错配。 长期以来,医院的收费逻辑并非基于“结果”,而是基于“过程”。化学发光法之所以成为“香饽饽”,是因为它在收费目录中拥有更高的定价权。
于是,一个荒诞的商业闭环形成了:检验科与厂家达成了一种默契的“利益同盟”。 检验科通过引进高价方法学实现科室增收,厂家则通过开发高复杂度的设备和方法学获取高毛利。在这个过程中,技术是否属于“真创新”退居其次,如何“套取收费编码”反倒成了立项的核心驱动力。
如果《立项指南》能如期推动“同项同价”,当技术溢价消失,企业将不再需要为“凑高大上”而堆砌成本。一个胶体金就能解决的临床指标,将不再被强行“发光化”。检验科将从“利润中心”转变为“成本中心”,必须通过精确计算标本量、设备利用率、人效和临床应用实际,来选择最优化的检验方案。规模化巨头将依托成本控制力统治常规市场,而初创企业将彻底告别“盲目跟风”与“低水平重复”,专注真正的创新。
收费统一后,IVD企业将进入极致性价比与绝对差异化的两极化竞争。常规项目比拼的将不再是方法学,而是成本控制能力;增量项目必须寻找那些真正需要更高灵敏度、更好重复性的方法学的标志物,去解决真正的临床诊断空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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